先生跨越民国、共和国前卅年及改开后三大时期，经风历雨，中年始顺达，渐入佳境，终为一代宗师。其于治学、教学、办学、立法、公益等活动诸事迹，广受传颂。数代学子以其为庇荫，虽遍及各域，功名不一，然皆以“永远的校长”为傲。向往公平正义之士钦佩其言行，以为真公知也。
先生长于民国知识分子家，濡士大夫之风，学通中西，少年睹战乱之惨象，心系国家安危、民间福祸。后参与变革洪流，青春得意，忽跌入“”深渊，廿载有二颠沛，仍不失赤子心，身残而志弥坚。其诗曰：“宠辱应似花开落，忧国何分位尊卑。”
至晚年，亦叮咛后辈：勿忘国家之兴衰，人民之温饱，社会之困苦。先生曾获官位仍以知识分子自居，遇弱势、不公，为之呼走。忆风雨之际，余亲睹先生爱护吾众学子之壮举，感泣不已。
先生思想独立，提倡学术自由，重于批判，以呐喊为己责，亦不失表达策略。余曾数次聆听其批大学好高骛远之言、抨私权受侵害之论及促改革之声，胆识殊可见。
先生怜惜寒士，不媚长官，更无恋权柄，亦不受“法学家”之名，以“教授”、“教员”为本分之位，乐此不疲，自称仅为“法律教育家”、“法律事务活动家”。闻“历史价值大于实际价值”之评，先生大笑，接纳斯言，其坦荡、睿智如是。
文革毕，百废待兴，法盲遍野，恢复法治何其难。先生不负使命，重拾留苏积学，复研中西，登高而望远，以罗马法入手，培育权利意识，其影响深远矣。
先生率法律精英于治学同时引入民商、公司、信托、仲裁等诸领域之理念、技术，因国情而制宜，推动立法，备受瞩目与信赖。其亲临仲裁，偶与诉讼，于实务有精彩之作，奈何先生更着力教研与立法。法律界人士每遇困惑，先生皆悉心指教。
传播法治思想，指明法律人社会责任，强调市场经济法律理念，探讨司法改革途径，更为先生晚年倾心倾力之处，其言其行，泽及深远。先生呕心数十载，其传法之绩，立法之功，护法之威，足刊重笔载入史冊。
先生天性激情、浪漫，曾于燕大研习新闻、英文，好足球，喜吟诗填词，后赴苏攻读法律、俄语，陶冶于古典艺术，每以贝多芬自励，文革中亦常习书法。其字虽未经专业训练，然不失劲力与洒脱，其诗词数量可观，多呈沉郁豁达之气，先生自谦为业余之作。
先生少时俊逸超凡，中年后谢顶发福，一派长者风范，气宇轩昂。每登狮子座，先生必有高论，严谨而时出风趣，收放自如，其声洪亮，字正腔圆，全程激情洋溢，听者为之沉迷。闻老校长狮子吼，法大校友之快事也，“吐磊块”，先生之乐事也。
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乃先生后半生之座右铭，其诗曰：“世事沧桑心事定，胸中峰壑梦中飞。”当今精致利己风行，先生一再劝勉学子：少“世故”、少“油滑”、少“市侩习气”、少“官僚气息”，法律人勿忘“赤子之心”，须牢记“历史任务”。此番执念，此等气魄，世之罕见也。
吾辈学子，当遵先生之嘱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；吾法大人，当承继其志；法律界人，且念其功以前行；世之知先生者，必缅怀之，不知先生者，亦必受惠其功德。
茫茫宇内，众生皆忙，为名来，向利往，“风行草偃，从化无违”，愿如先生之君子，前仆而后继，吾众当跟随之，先生之遗愿——“法治天下”——必将成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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